尤大卫站在司法部第三批青年律师西部锻炼行前培训班开班式的讲台上，台下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即将奔赴西部基层的2026年度青年律师。
开班式上，司法部、全国律协通报表扬了第二批西部锻炼的80名优秀青年律师代表，其中安徽省6名律师获此殊荣。尤大卫是我省选派的全国第二批西部锻炼优秀青年律师代表，开班式上作为全国表扬先进典型、优秀青年律师代表登台发言。
当他站到话筒前的那一刻，一年前初到宁夏时的情景格外清晰。
“西部的风沙或许会吹粗我们的面庞，但一定会淬炼我们的信仰。”他说完这句话，掌声响了很久。
很少有人知道，就在两个月前，他刚刚做了一个让家人意外的决定：一年期满，申请留任，从永宁转战吴忠，再干一年。
一面锦旗
2025年9月，宁夏永宁。
回族大妈马某把一面锦旗塞到尤大卫手里时，手是抖的。锦旗上写着“法律援助伸援手，为民维权解民忧”，金线在阳光下晃眼。
她儿子李某早年丧父，一场车祸后卧床不起，医药费全靠四处借。210页病历、票据堆在尤大卫桌上，像一座迷宫。他用三天三夜逐页比对，从散落的单子里拼出事故全貌。最终帮助这对无助的母子追回赔偿款98308.89元——精确到分。
马大妈在电话里哭着报喜：“孩子的后续治疗费有着落了！”
有人问尤大卫，为什么一个数字记得这么清楚。他说：“每一分钱，都是一个家庭的重生希望。”
98308.89元。在那一刻，法律不再是他大学课本上的概念，不再是司法考试里的题目，而是马大妈握住他手时的那股力道。那股力道让他明白，自己坐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工位上，到底意味着什么。
赶集
2025年5月，民法典宣传月，宁夏永宁李俊镇集市。
尤大卫没有念讲稿、摆架子。他往人群里一站，操着安徽口音，跟赶集的老乡聊起了天。
有老乡纠结“孩子必须随父姓”，他打比方：“就像宁夏枸杞有红有黄，随父随母都合法，合适的就是最好的。”聊“婚前买房离婚咋分”，他拿当地习俗作比：“就像婚前种的麦子，婚后收了粮，当然归种地人。”
安徽口音没成为障碍，反而让老乡觉得“这律师没架子”。有人拉着他算“赊账账”，有人问他“彩礼结”怎么解。一个上午下来，他帮摊主理清了十几笔糊涂账，给两对小夫妻讲了彩礼返还的法律规定。
那天收摊时，一个老大爷拉住他说：“以前觉得法律是城里人的东西，今天才知道，跟咱过日子也有关系。”
这场“大集普法”也让尤大卫更加清晰认识到：“律师的价值，不在于懂多少高深的理论，而在于能不能把法律讲进群众心里。”
一堂课
2025年7月22日，永宁县杨和司法所，阳光中途之家。
台下坐着的是社区矫正对象——因各种原因触犯法律、正在接受社区矫正的人。尤大卫要给他们上一堂法治课。
他讲的是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但重点不是念法条。他讲了几个真实的案例：有人未经批准擅自外出被收监，有人酒后滋事被训诫，有人以为“小错不要紧”最终“一步踏错满盘皆输”。
台下很静。有人低着头，有人攥紧了拳头。
讲完“红线”，他又换了个语气以情化人：“司法所的扣分训诫不是刁难，是帮你们踩刹车。合规才能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课后，一个矫正对象走过来跟他说：“尤律师，以前觉得这些规定是管我的，今天才明白，是保护我的。”
尤大卫回忆，那堂课让他意识到：法治教育不只是传递知识，更是建立一种信任——让犯了错的人相信，法律既能惩戒，也能托举。
去企业
宁夏胜瑞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会议室里，尤大卫面前坐着的是一群企业管理人员。他要讲的不是普法宣传那种泛泛而谈，而是“法治体检”——帮企业找病灶、开药方。
他从合同讲起：条款怎么签才严谨，违约责任怎么约定才有效，主体审查怎么做才不漏，变更程序怎么走才规范。一层层拆，像剥洋葱。
有人问他：“我们这种小企业，也要搞这么正规吗？”
他说：“法律不是紧箍咒，是防护盾。”
他举了个例子：东部企业怎么用“制度先行、证据留存”的用工模式减少劳动争议，怎么用规范的合同条款降低交易成本。这些经验从安徽带到宁夏，从东部移植到西部，让企业负责人第一次觉得“法治”不是负担，是竞争力。
座谈会结束，一个年轻员工跟他说：“尤律师，我以前怕签合同，现在知道该怎么签了。”企业负责人对他说：“这场‘及时雨’让我们明确了风险在哪、如何防范，更让我们感受到法治护航的温度与力量。”
他把这视为对青年律师最高的褒奖。
两千五百万元
在永宁一年，尤大卫参与调解了33起纠纷。
33起。数字不大，但涉及金额高达两千五百余万元，当事人75人次。大部分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银行信贷逾期、民间借贷违约、担保责任认定，每一件的背后都是真金白银和焦灼的人心。
他不是简单“和稀泥”。调解银行和小微企业的借款纠纷时，他既维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也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经营困难。他坐在中间，这边劝银行“分期履行+适度减免”，那边劝企业拿出诚意、给出时间表。几轮下来，一些原本要上法庭的案子，在调解桌上达成了共识。
“对簿公堂”变成了“坐下来谈”，对抗变成了共识，纠纷化解了，社会关系也修复了。
有人问他调解有什么诀窍。他说：“耐心听，把双方的真实诉求找出来，然后告诉他们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剩下的就是帮他们找一个都能接受的方案。”
说起来简单，但33起案子做下来，耗时耗力。他从不抱怨，因为每一次调解成功，都是一个破裂的关系被重新缝合。
为什么要留下
2025年8月，一年期满。
尤大卫可以回安徽了。回到熟悉的城市，熟悉的律所，熟悉的业务。但他提交了留任申请。
回望这一年，800余人次的法律咨询，办理39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为受援群众挽回56万余元经济损失，33起纠纷调解……这些数字的背后，是马大妈含泪的笑，是工伤工人余某某手写的感谢信，是集市上老大爷那句“法律跟咱过日子也有关系”，是矫正对象那句“今天才明白法律是保护我的”。
他忽然明白，不是西部需要他，而是他自己在西部找到了当律师的意义。在大城市，律师是专业人士；在西部基层，律师还是倾听者、调解员、普法老师、企业顾问，是一个个普通人在走投无路时最后想去找的那个人。
2026年8月，从永宁到吴忠，尤大卫开始了他在宁夏的第二年。
一群人
尤大卫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尤大卫一个人的故事。
在广西凭祥的边境小城，安徽律师丁林辉抵达第三天，就接手了职业生涯中最沉重的一起案件——二十三名边贸加工厂工人的集体劳动争议。那些壮族工友已被拖欠工资半年，一位皮肤黝黑的大哥在法律服务中心哽咽着说：“那是给娃交学费、给老人看病的救命钱啊。”丁林辉顶着烈日奔走于各个村寨收集证据，逐人为工人建档，最终为二十三名工友追回了血汗钱。裁决结果出来的那天，电话那头传来阵阵欢呼与哽咽。
在贺州的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安徽律师明月驻守行政复议窗口，用严谨的法律推理推动行政机关主动纠错——一家企业因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清向政府申请复议，明月通过现场调查、逐项审查，以一份说理充分的书面建议促使处罚决定被主动撤销。而在办理农民工工伤赔偿案时，她又为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拉锯战找到突破口，最终将赔偿额从10万元提升至15万元——为一个家庭争取到了疗伤和喘息的空间。97件行政复议案、12件法律援助案，是她一年多来留在桂东大地的法治足迹。
尤大卫、丁林辉、明月——这些从安徽走出的年轻法律人，像一粒粒种子，被播撒在西部的不同角落，在不同的水土中生根发芽。而在他们身后，是一支不断壮大的队伍。2024年8月，司法部“青年律师西部锻炼计划”启动，首批12名安徽青年律师背起行囊，分赴贵州、广西、宁夏三省区；2025年8月，队伍扩大至17人；到了2026年，选派规模进一步提升至23名。三年间，一批又一批安徽青年律师踏上西行之路，用专业和坚守，在西部大地上写下了属于安徽律师的法治篇章。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个年度到持续接力。从安徽到宁夏、到广西、到贵州，青年律师们用脚步丈量东西部之间的法治距离——那不是地理上的几千公里，而是一个个案件、一次次调解、一场场普法累积起来的信任的长度。
种子已经播下。西部的风还在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