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理法援案件是法律援助最基础也最核心的工作内容。服务地年均受理380余件法援案件，其中劳务讨薪占比高达90%。这类案件看似简单，办理过程却丝毫不能大意，且因关乎民生与社会稳定，更需审慎对待。我曾接手一起24名农民工的群体讨薪案件：他们为当地一家洗涤公司提供劳务，直至公司停止经营，但公司不仅长期拖欠薪资，负责人还逃往外地失联，务工人员家庭生计陷入困境，加之这些务工人员大多不识字，普遍“不懂维权、不会维权、无力维权”。走投无路之下，他们向法律援助中心求助。接到申请后，我第一时间开启绿色通道，优先集中处理，仅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登记、受理与指派流程，还专门建立了微信工作群方便后续沟通。了解到务工人员都是计件工资，既未签订劳务合同，手中也只有未加盖公司公章的工资条后，我主动对接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并表达了调解意愿。在检察院的介入下，我们顺利联系上公司负责人，对方主动提交了一份对账单，成为本案的关键性证据。同时，我调取工商信息，将这家自然人独资公司的80后法人一并起诉，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促使公司出面核清案情。最终，经过庭审审理，法院支持了我方全部诉讼请求，帮助所有务工人员追回39万余元劳务工资，切实守住了农民工的“血汗钱”“保命钱”。案件办结后，当事人纷纷向我表达感谢，这让我深刻体会到：法律援助不单单是办理案件，更是让公平正义下沉，让弱势群体能够触碰到法治的温度。因此我始终坚信，不存在所谓的“简单案件”，每一个案件都必须“精办”。我经办的66起法援案件都全力以赴，相信其他同仁也是如此。

参加“1+1”之前，我已经做了7年诉讼律师，诉讼思维根深蒂固。刚发现服务地专设“纠纷调处股”时还不太理解，经过一段时间的援助工作后，我才真正懂了“案结事了”的含义。其实很多矛盾纠纷都源于微不足道的小事，因无人介入慢慢积压，单纯通过诉讼解决，往往容易加深双方隔阂，还会消耗司法资源。我对一起赡养纠纷印象尤为深刻：炎炎夏日，年近90岁的老太太扶着助行器，蹒跚走到法律援助中心，控诉儿子不履行赡养义务。询问后我得知，老太太还有五个女儿，且老人不想起诉女儿。于是我建议联合辖区司法所、社区、民警开展多元调解。调解平台迅速搭建后，我们从便利当事人的角度出发，上门开展调解工作。调解中我们了解到，老太太此前已经将大部分财产过户给儿子，之前也一直由儿子照料；今年儿子得知老太太将一处房产过户给五个女儿后，认为姐妹们也应当承担赡养义务；而五个女儿并非不愿赡养，只是有的没有工作，有的身患重病，各有难处。摸清事情全貌后，我一面给各方当事人释明法律规定，一面针对性提出了按照财产所得比例分配赡养义务的方案。最终经过两次上门调解，各方成功签署了赡养协议。这个案件非常典型：即便是家人之间也会产生误解和矛盾，如果一味走诉讼途径，亲情恐怕难以维系。而调解是从源头化解矛盾，能把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两年来，我多次参与纠纷调解，成功调解6起纠纷，以诉调结合的方式开展援助工作，为服务地基层治理现代化贡献了一份力量。

无论是诉讼还是调解，都是矛盾产生之后的应对之法，而对于法治建设而言，我认为治本在普法育人。基层群众法治意识薄弱、法治思维欠缺，是矛盾纠纷频发的主要根源。为此，我始终坚持开展普法工作，通过讲座、普法小游戏等多种形式，走进田间地头、村居院落、校园企业，把法治宣传融入志愿服务的全过程。面对妇女和老年人，我讲解婚姻家庭相关法律；面对农民工，我重点讲解证据意识；面对师生，我讲解未成年人保护相关规定；面对企业，我讲解企业合规相关要求。通过生动案例结合现场一对一互动，不仅让群众了解法律援助申请的全流程，更让法律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入脑入心。同时，针对普法覆盖面窄、人员机动性不足的问题，我向司法局提出建议，利用微信小程序开展每日问答活动，采用线上答题+积分兑换法治小礼品的模式，吸引更多群众参与学法用法。两年来，我累计开展普法活动24次，如今越来越多群众养成了“遇事找法、办事依法”的法治习惯，服务地整体法治氛围愈发浓厚。

为期两年的“1+1”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即将结束，也到了说再见的时候。这段日子看似一晃而过，却已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还记得出发时我踌躇满志，怀揣着最纯粹的公益初心，可刚到服务地就遇到了难题：语言不通，沟通成了最“耗费时间”的问题。于是我下苦功夫练习，从搜寻关键词、观察对方神情、用肢体比划辅助沟通，到请同事只和我说方言，让自己完全沉浸在方言环境中，慢慢掌握了方言的语调和句式规律，快速提升了听懂方言的能力。现在我虽然还不会说，但已经完全能听懂。有意思的是，在一次开庭前，法官考虑到当事人年纪较大，打算用方言审理，特意询问我是否方便，我给出了肯定答复。可庭审开始后，由于涉及很多专业术语，加上法官此前没有和当事人接触过，即使用方言表述，当事人也没法理解。这时我成了关键的“翻译”，一边接收法官的表述，一边转换成当事人能听懂的话讲出来。这场充满戏剧性的庭审结束后，我常跟同事开玩笑说，我都可以去参加“永福话考级”了。当然，服务期间遇到的困难不止“语言关”，还有交通不便、气候不适、食宿条件差等，但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所有志愿者来说，这些都不值一提。

回顾这两年，大家问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王律师，你是哪里人”，我每次都很自豪地回答“安徽”。这个答案不只是地域标识，更承载着一份休戚与共的联结：安徽律师以志愿者身份参与法律援助，彰显的是安徽律师的社会担当。我清楚地知道，在外我代表着安徽律师的形象，因此我始终谨言慎行，默默做事，用专业能力说话。我的工作也得到了服务地公检法司的认可。2024年度“1+1”服务期满时，因为同事的挽留，也放心不下这里的当事人，我选择继续参与2025年度的志愿活动。如今，我的公益理想已经得以实现，也该回去履行作为子女的责任了。但无论我今后身在何方，都会始终恪守“以法为灯”的安徽律师准则，坚守公益初心，继续播撒法治火种，守护公平正义，做一名人民满意的好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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