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法援中心是全县群众寻求法律帮助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6月底，我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7件，其中不乏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这一年，我先后承办了21起刑事辩护案件，涉及交通肇事罪、盗窃罪、故意伤害罪、未成年人犯罪等各类犯罪案件，以及3起劳动仲裁维权和3起民事维权案件。在办理这些案件时，我不仅注重庭审辩护，更将工作重点放在庭前，反复查阅卷宗，多次会见犯罪嫌疑人，仔细甄别证据的合法性与关联性。特别是在办理一起未成年人涉嫌盗窃案时，我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向办案机关详细阐述了其系初犯、偶犯且有自首情节的法定从轻情节，最终检察机关采纳了我的意见，作出了相对不起诉的决定，给孩子及其家庭带来了希望。

在一起未成年人涉嫌故意伤害案中，我通过仔细阅卷，提出事实上存在的疑点和供述中的矛盾点，以及动机不足等关键点，经多次与办案检察官沟通磋商，在听证环节充分发表辩护观点、厘清案件细节，最终检察机关作出了存疑不起诉决定，让这个女孩及家庭卸下沉重的包袱，开始新的生活。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在基层，刑事辩护不仅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是护航未成年人成长、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关键一环。

在一起盗窃案中，受援人因生活拮据，参与共同盗窃一户牧民家中价值15万元的财产，在庭审中午休庭期间，其叔叔表达了一定的赔偿意愿，我随后联系了公诉人和法官，表达了相关意见，经过反复沟通，当事人顺利完成损失赔偿与罚金缴纳。通过积极的沟通协调，既切实挽回了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也让受援人获得从轻判罚，助力其真诚悔过、积极改造、早日回归社会。此外，在其他辩护案件中，我均通过专业辩护，帮助当事人获得相较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更轻的判决，充分发挥了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价值。

在民事和劳动仲裁领域，我同样不敢懈怠。援助期间，我共提供法律咨询110余人次，办理民、劳案件6件，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270多万元。未成年人贡某的交通事故案让我至今难忘。2025年7月，贡某在县城街道骑摩托与王某的小轿车相撞，导致脚部韧带及半月板受伤。孩子系未成年人，且来自低保家庭，家里急需这笔赔偿款。按常规流程，我们需要做三期残鉴定，但在县城里，鉴定不仅意味着高昂的费用，更意味着漫长的等待。为了不让群众多跑路，我没有机械地走诉讼程序，而是反复与保险公司磋商。最终，在不启动鉴定的前提下，通过一个多月耐心细致的协商，为贡某争取到了20680元赔偿款。看到孩子母亲舒展的笑颜，我真切体悟到基层法律援助律师的责任与重量。

去年11月，一起涉及5人遇难的特大交通事故震惊了甘南。虽然事发地在夏河境内，但遇难者均为青海泽库县的藏族同胞，且多为低保户，并被交管部门认定死者驾驶者这方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后，由于涉及跨省、异地保险公司，处理难度极大。特别是北京某保险公司起初仅同意承担10%以下的责任，而家属们因为要赶赴西藏处理后事，急需用钱，情绪十分激动。

作为驻守夏河的法援律师，我责无旁贷。那三个月，我成了连接各方的纽带。利用在县城办公的交通便利，我第一时间核实证据。考虑到藏族丧葬习俗和家属的实际困难，我积极与法院沟通，协调甘肃省内的保险公司，最终说服其打破常规，先行垫付了84万元，解了家属的燃眉之急。今年3月，法院判决支持了227.6万元的赔偿请求，双方均未上诉。同年4月，227.6万元赔偿款全部足额到位，成为我本年度法律援助工作中成效最显著的民事维权成果。

除了办案，我还积极参与县城的法治宣传工作。我利用国家宪法日等重要节点，在县城广场设立咨询台，发放法律宣传资料。针对县城里常见的民间借贷、劳务纠纷等问题，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来往的藏族同胞讲解《民法典》。每当看到群众拿着宣传册认真阅读，听到他们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向我咨询法律问题，我感受到，法治的种子正在这片草原上生根发芽。

在夏河县司法局的统筹安排下，我也参与了一些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这一年，我先后参与处理了5起县城及周边发生的矛盾纠纷。这些事情大多发生在群众身边，如果不及时处理，容易引发更大的问题。我充分发挥律师的专业优势，在调解过程中释法明理，引导当事人理性维权。虽然不常在聚光灯下，但能在幕后促成双方握手言和，让群众消解怨气、舒展眉头，这便是基层法援工作最真切的价值。

一年以来，我不仅是一名办案律师，更是皖甘两地法治交流的使者。回到律所后，我将把在夏河县城学到的群众工作方法、处理复杂矛盾的经验带回新的岗位。这段在青藏高原服务的经历，将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宝贵的财富。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1+1”法援精神？我会告诉他：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做离群众最近的事，让法治的阳光照亮草原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是“1+1”法援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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