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招募工作启动后，在往届志愿者李昊玉律师和颍泉司法局刘岩主任的感召下，我第一时间提交了志愿申请，甚至没有事先和家人商议。作出远赴湘西的决定，意味着要与家人长期分离，家中老人照料、子女学业全部压在爱人肩上。所幸，家人给予我无条件的包容与支持，他们是我不畏千里、安心驻点的最坚实后盾。

2025年9月初，我踏上了前往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的路途。如今，一年的服务期已满，我回望这段时光，里程表上多了几万公里，发间添了几丝白发，但内心却前所未有的丰盈。这一年，我在新晃侗族自治县法律援助中心，本年度，我累计承办各类法律援助案件 83件，占全县年度法律援助总案件量的 34%，截至2026年7月底已办结75件，累计窗口值班接待来访群众法律咨询 103次，累计挽回民事案件经济损失334588元。这些数字，在我过去十几年的执业生涯里也许不算什么，但在这里，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受援人甚至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初到新晃，这里的宁静山水与淳朴民风让我着迷，但也让我看到了专业法律服务资源的稀缺。很多老百姓缺少维权意识和法律途径，有了纠纷，不知道采取什么措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记得那是2025年的深秋，一位身材瘦小、皮肤黝黑的男子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片，畏畏缩缩地走进了办公室。他叫吴某，是当地的一名运沙工。由于口音很重，加上紧张，我花了将近半小时才听明白他的遭遇。

吴某受雇于姚某A，为村里的公路硬化项目运送沙土。工程干完了，可姚某A却突发疾病去世了。这工钱一下子就没了着落。后来，村委会把剩余的工程款结算给了另一个工队的负责人姚某B。姚某B扣除了自己和姚某A的欠款后，把剩下的钱转给了姚某A的“妻子”黄某。然而，当吴某去找黄某要那6000元工钱时，黄某却百般推脱。

“黄律师，我只有这张复印的收条，没有合同，也没有欠条，连老板都不在了……这钱，是不是就要不回来了？”吴某说话时，眼神黯淡得像山里的阴天。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沉重的责任感。6000块钱，在很多人眼里或许只是一顿饭钱、一件衣服的钱，但对于这个靠出卖体力养家的运沙工来说，这是全家人过年的光景，是全家人几个月的油盐酱醋。

我立刻进入了“战斗状态”。虽然语言不通，但我一遍遍给知情人打电话核实，一趟趟跑村委会调取结算凭证。案情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这究竟是属于农民工工资，还是普通的工程款？雇主死亡后，村委会的结算行为能否替代用工方的债务确认？接手款项的姚某B和以“妻子”身份领取余款的黄某，各自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面对这些法律难点，我没有退缩。我决定以“请求支付劳务报酬”为案由，将姚某B和黄某同时告上法庭。为了这6000元钱，我前后跑了四次法院，开了四次庭。每一次庭审，我都要在法庭上抽丝剥茧，用严密的逻辑去对抗对方的推诿。

记得最后一次庭审结束，走出庄严的审判庭，吴某笨拙地搓着双手，想给我递一个东西，又觉得不合适，手缩了回去。我跟他说：“放心吧，法律会给你一个说法。”

不久后，判决书下来了：判决黄某支付2220元，姚某B支付3780元。当吴某拿到那6000元现金，用那双沾满泥沙的手数了一遍又一遍时，我站在旁边，眼眶湿润了。这不仅仅是一场官司的胜利，更是一个普通人通过法律找回尊严的过程。这件“小案子”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不以案小而不为”。群众的获得感，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案”里。

如果说讨薪案磨的是抽丝剥茧的专业和耐力，那么接下来这个关于社保补缴的案子，磨的就是韧劲和智慧。

那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大姐，她曾在某百货公司工作多年，签订了劳动合同，也缴纳了社保。2024年底，她满怀期待地去办理退休手续，准备安享晚年。然而，社保中心的一盆冷水浇灭了她的希望：由于早年系统原因漏缴了几年社保，导致她累计缴费年限不足15年，且按照规定无法自行补缴，因此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大姐多次找公司协商，但公司经历了改制，相关人员互相推诿，始终不肯解决。走投无路之下，她来到了法援中心，那时距离我接手案子只有几天就要开庭了。

时间紧，任务重。我连夜翻阅案卷，梳理案情。很快，我发现了案件的棘手之处：如果按照大姐最初的想法，起诉公司赔偿漏缴社保造成的损失，即便胜诉，算出来的金额可能不高，并不必领取退休养老金划算。但如果直接要求公司补缴社保，这又恰恰不属于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

“黄律师，难道我就拿不到养老金了吗？我一辈子兢兢业业，难道老了连饭都吃不上？”大姐的眼泪滴在我的案卷上。

看着她无助的眼神，我心一横：不能让她倒在最后一公里！我决定采取“曲线救国”的策略。庭审时，我调整了诉讼思路，不再纠结于赔偿，而是全力举证，请求法院确认她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经过激烈的辩论，公司当庭认可了劳动关系的存在，并表示愿意配合补缴。

本以为案子就此了结，谁知新的“拦路虎”出现了。根据当地社保政策的规定，企业补缴超过3年的社保费用，必须提供由劳动监察大队、劳动仲裁院等第三方部门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劳动关系证明材料。

这下又回到了原点。为了帮大姐拿到那份关键的证明，我突破了常规办案思路，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申请行政复议，另一方面准备提起仲裁诉讼。那段时间，我成了社保中心和仲裁院的常客。我不厌其烦地向工作人员解释案情，沟通调解协议作为劳动关系证明的可行性。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次的沟通和协调，相关部门最终认可了我们提交的调解协议。公司顺利为大姐补缴了社保费用。当大姐拿着公司为其补交的社保凭证来到我办公室，激动的地展开一面锦旗时，我只觉得所有的奔波都值了。我轻声对她说：“大姐，这是您应得的，我只是帮您把该拿的拿回来。”

这个案子让我明白，法律援助不仅仅是打官司，更是一场跨部门的协同作战。律师不仅要懂法律，还要懂政策，更要有坚持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职业担当。

在新晃的这一年，我的私家车成了大家的“公车”。出发前，我特意把车保养了一遍，心想这车在山区肯定派得上用场。果然，它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

新晃地处湘黔边界，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很多受援人要么是架着双拐的残疾人，要么是年迈体弱的老人，让他们辗转几十公里来县城办事，简直是难于登天。于是，我便开着车下乡进村。

有人开玩笑说：“黄律师，你这哪是来援助的，简直是来给新晃人民当司机的。”我总是笑着回应：“麻烦我一个人，方便一群人。”我的车里，载过瘫痪在床的工伤患者，载过为了讨薪而饿着肚子的民工，也载过因为家庭矛盾而哭红了眼的妇女。在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上，这辆车就像一座移动的桥梁，连接着大山深处的群众与县城里的公平正义。

这一年，我也练就了一项新技能——做“心理医生”。在处理那些法律关系并不复杂，但夹杂着浓厚情感的家庭纠纷时，我成了乡亲们眼里那个最有耐心的“黄律师”。

一个赡养纠纷的案子，我调解了四次，每次都要耗费大半天。受援人——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会问我各种看似“幼稚”的问题：“他为什么不出庭？”“法院判了，我怎么拿到钱？”“我每个月要去法院领钱吗？”“万一我生病卧床不起了，他们不管我怎么办？”

这些问题，在法律专业人士看来或许不值一提，但在老百姓心里却是天大的焦虑。我从不敢敷衍，总是拿出最大的耐心，一遍遍解释法律规定，分析执行的可能性，安抚他们的情绪。因为我知道，法律的权威不仅仅来自于判决的强制执行力，更来自于老百姓发自内心的理解和认同。只有解开他们心里的疙瘩，才能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一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在这一年里，我错过了阜阳家里的许多重要时刻，也习惯了新晃湿冷的冬天和火辣的饮食。

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不是我法律援助的开始，更不是终点。正如我所敬重的监事长所言——法律援助无固定形式和区域，坚守服务基层弱势群众的初心，在承办每一个具体案件的过程中，践行中国法律援助的初衷与使命。

在我看来，法律援助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恩惠，而是公民权利的一种回归。每一次为农民工讨回血汗钱，每一次帮老人领到养老金，每一次化解一场可能导致家庭破裂的纠纷，都是一次次法治的胜利。更有刑事案件中每一次针对卷宗的反复研读，证据效力的据理力争和法定程序的硬钢，都是作为法律人在古夜郎县的散发的一次次微光。

从皖北平原到湘西山乡，我跨越的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距离，更是法律资源分配不均的鸿沟。在服务期间，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新晃人开始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看到越来越多的村干部学会用法治思维处理纠纷。这种变化，让我感到欣慰。

我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微光成炬，温暖可及。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律师同行加入到“1+1”法律援助志愿者的队伍中来，将法治的种子撒遍祖国的每一个角落。而我，也将带着这份沉甸甸的经历回到阜阳，继续做一名有温度、有情怀的律师。

因为在湖南新晃的这一年，我已经找到了答案：法治的意义，不在于你背诵了多少法条，而在于你为多少人照亮了前行的路。

我是黄素勤，一名普通的“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这山路上的星光，愿永远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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