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执业多年的律师，我早已习惯了在城市写字楼与庄严法庭之间往复，用理性与逻辑处理案件。然而，在我内心深处，一直蛰伏着一份关于法治为民的朴素情怀。当2025年"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的号角吹响，当争做“党和人民满意好律师”的时代号召在心中激起强烈回响时，我知道，是时候做出抉择了。为了奔赴这场期盼已久的公益之约，我毅然放弃了稳定的案源和可观的收入，深知这不仅是一次地理空间的跨越，更是从单纯“办案”向温情“助人”的深刻转变。

带着这份沉甸甸的使命，作为2025年度"1+1"法律援助志愿者，我正式踏上了被誉为"世界楼桥之乡"、榕浔之畔的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初到三江，连绵的青山、错落的鼓楼、静卧的风雨桥，让我直观感受到了独具特色的侗乡风貌；然而，这份视觉上的沉醉尚未褪去，现实的挑战便扑面而来，在我投身一线法律咨询服务岗位时发现，当地群众大多使用桂柳话或侗话交流，很少说普通话，并且法律意识非常淡薄，许多纠纷错过诉讼时效，原本可以通过司法程序维权的案件却转化成了长期信访积案。我坐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接待窗口，望着那一双双渴望帮助却又充满迷茫的眼睛，暗下决心：在这里，我不能只做法律条文的"搬运工"，更要做传递法治温度的"摆渡人"。这一年的时光，我只愿能用专业的法律服务，帮助老乡们解开一个个具体的“法结”与“心结”，让法治的温暖触手可及，让法治的阳光洒满侗乡百姓的心田。

公法中心是我接触群众的第一线，也是感知基层法治需求最敏锐的神经末梢。入驻一年来，窗口累计接待群众咨询三百余人次，开展送法下乡、进社区、进企业活动数十场。在解答咨询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在基层做律师，光有扎实的法律功底远远不够，还得学会"翻译"——把晦涩难懂的法言法语，结合当地民族特色与风俗习惯，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信得过的"大白话"。

许多侗族老乡咨询时，或是因为表达不清而情绪激动，或是因为对法律程序的误解而陷入绝望。记得有一位大娘，因赡养费纠纷来中心求助，进门就哭诉儿子"不孝"，还记得当时我先给她倒了一杯温水，耐心听她讲完家长里短，待老人情绪平复后，再顺着她的话题，用最朴素的语言结合法律规定，告诉她子女应当履行的赡养义务包括哪些、根据当地农村消费水平子女应当支付赡养费的金额，还向她强调了不仅儿子有赡养义务，女儿同样有义务赡养老人。鉴于老人符合援助条件，我全程协助她准备材料并与当地法庭沟通申请先行调解。看着老人如释重负的表情，那一刻我深刻的体会到：只有当法律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条文，而是化作解决家长里短的"工具"时，群众眼中的焦虑才能真正转化为对法治的信仰。这种看似琐碎的"口语化释法"，却是打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所在。

2026年2月中旬，临近春节我接到受援人李大爷的电话，他激动的说“江律师太感谢您了，对方已经把全部赔偿款打到我银行账户了”。这是一起施工损害责任纠纷，时间回溯到2025年8月的一个清晨，原本宁静的乡镇街道被一声巨响打破。李大爷正在家中吃饭，突然感到房屋剧烈震动，刚打算探身窗外看个究竟，却被其住宅旁突然坍塌的桥梁产生的冲击波掀出屋外，重重摔落在碎石桥面上，造成李大爷身体多处骨折、头面部撕裂伤。对于一位67岁的老人而言，突如其来的灾难不仅使身体遭受重创，更是家庭经济支柱的崩塌，老人受伤前经营一家小卖部维持全家生计，老伴体弱多病、儿子残疾。治疗期间，家属与桥梁拆除施工项目承建方A公司协商，公司同意待老人伤残鉴定结果出具后再谈赔偿方案。然而拿到司法鉴定李大爷被评定两处九级伤残、一处十级伤残的结果后，A公司却以各种理由推诿拖延，协商陷入僵局，焦急万分的家属来到了三江县法律援助中心求助。

我在接待过程中详细了解事故发生经过，梳理全部证据，初步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施工方在施工现场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致人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分析案情时我也告知了李大爷及其家属诉讼存在的风险：老人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如果走诉讼程序，误工费诉求大概率难以得到支持，且诉讼程序烦琐、周期漫长。"老百姓等不起啊！"，为了高效保障老人合法权益，我建议优先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为了确保有理有据说服施工方，我陪着李大爷家属四处搜集完善证据材料，根据所有客观事实和法律依据计算出赔偿金额后，立刻组织双方在法律援助中心开展调解。调解桌上，我围绕事故责任认定、赔偿项目计算、赔付金额确定等争议焦点，一方面向A公司释法明理，指出其施工安全管理存在重大疏漏才导致事故发生，理应承担责任；另一方面耐心安抚家属情绪，引导其理性表达诉求。经过数小时的拉锯协商，A公司终于认可李大爷在本次事故中无任何过错，愿意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结合我整理的李大爷日常经营收入流水，认可了误工损失。然而双方达成调解共识后，新的问题又出现，A公司以保险理赔资金未到位为由要求分期赔付。为了杜绝日后推诿扯皮，彻底打消双方"签约不履约""赔付后被追责"的双向顾虑，我又提出双方签订赔偿协议后，共同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并起草了司法确认申请书，全程跟进程序落地。

这个案件是法律援助践行“枫桥经验”的缩影，面对复杂的侵权纠纷，我没有机械地引导诉讼，而是通过“调节+司法确认”，不仅规避了诉讼风险，更跑出了维权“加速度”。这种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让法治的温暖在春节前如期抵达。

如果说帮扶老人维权是守护晚年的安稳，那挽救涉罪少年则是重塑未来的希望。在三江县经办的法律援助案件中，17岁少年小韦的盗窃案，是我心中最柔软的一段记忆。

2025年盛夏，正值叛逆期的小韦父母离异，双双外出务工，留下他跟随年迈的祖父母生活。老人虽悉心照料，却难以给予足够的成长引导。小韦在朋友家借宿时，发现路边每晚都停着一辆摩托车，看着这辆无人看管的车辆，一种混杂着好奇与侥幸的念头在他心中悄然滋生。在一个凌晨，他独自带着简单的撬车工具来到停车点，慌乱中撬开了车锁，将车推回了家。一时冲动的盗窃，让无知少年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2025年11月7日，三江县法律援助中心收到检察院的法律援助通知书后，第一时间指派我承办此案。接手案件后，我得知小韦父母远在外地打工不便返回，家中只有七旬祖父母的情况后，便驱车几十公里前往小韦家中为其办理辩护手续。通过交谈，我了解到小韦的成长困境：父母陪伴缺失、法律意识淡薄，此次盗窃并非蓄谋已久，只是临时起意想用作代步工具，且是初犯，无任何前科劣迹。阅卷后我发现，涉案摩托车鉴定价值3958.33元，刚超过广西地区盗窃罪追诉标准，属于"数额较大"中的较低档位，小韦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低，再犯风险极小。

抓住这些有利情节，我立即撰写《法律意见书》，多次主动与承办检察官沟通案情，详细阐述小韦的未成年人身份、初犯、偶犯、真诚悔罪、主动退赃等法定从轻情节，全力争取不起诉处理。在我的积极推动下，县检察院就本案召开不公开听证会。听证会上，我据理力争，细致阐释法理与人情的平衡，同时鼓励小韦诚恳认错、真心悔罪。

2025年12月26日，好消息传来——县检察院依法对小韦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一结果，既让小韦免于留下刑事处罚的终身污点，又给予了他改过自新的宝贵机会。这场法律援助不仅是一次法律辩护，更是一次温暖的青春挽救。它彰显了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也让困境少年真切感受到了法治的温度与社会的关怀。

除了办理案件，我还积极投身村居普法活动、基层矛盾调处与法治人才培养工作。一年内，我多次参与政法委、信访局组织的重大矛盾调解工作。同时，还深入乡镇协助基层司法所，调处村民之间的宅基地、林权等疑难复杂纠纷。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基层调解不仅要懂法律条文，更要懂当地政策法规和风土人情。每一次成功的调解，都是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同时，我也积极参与县司法局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讨论，从法律适用、证据三性、诉讼策略等方面提供专业意见，助力法治政府建设。

在社区村寨，我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咨询与普法宣讲；走进企业，向负责人宣讲合规经营以及存在的法律风险，努力将普法从"被动接访"转变为"主动上门"。针对三江本地的大学生志愿者，我采取“实战带教+案例复盘”模式：在日常咨询接待中，我向大学生志愿者逐一讲解每起咨询涉及的法律知识点和解决思路；办案过程中，带领他们梳理证据链条，传授庭审诉讼技巧，规范法律文书写作。我希望通过这种"传、帮、带"的方式，为援助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法律人才队伍"，让法治的种子在侗乡这片土地上真正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回望在三江的日日夜夜，有奔波的疲惫，有沟通的困惑，但更多的是感动与收获。从皖水之滨到侗乡深处，跨越山海的法治守望，不仅温暖了每一位受援人，也照亮了我自己的执业之路。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身在何处，我都将继续秉持这份初心，做法治中国的坚定建设者、忠实守护者，让法治的阳光照耀每一个角落，温暖每一颗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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