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嘉玉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为期十天的全国律协涉外律师香港培训班已近尾声，从北京阶段的政治理论淬炼与政策体系解读，到香港阶段的普通法精研与跨境实务分享，这场沉浸式的学习之旅让我对涉外法律服务的广度与深度有了全新的认知。

心怀国之大者，在时代浪潮中锚定涉外法治的坐标。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高子程会长提出，涉外法律服务当前是我国行业的短板，提升能力既是个人业务发展的机遇，也是服务国家涉外法治建设的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张国钧副司长指出，内地企业出海步伐加快，对高质量涉外法律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国家高度重视涉外法治人才体系建设。回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核心要义，我深切体悟，涉外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新时代涉外法治体系，绝非简单的法律技术移植或国际规则被动接轨，而是一项涉及主权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全球治理参与的系统性工程。涉外律师肩负的不仅是业务拓展的责任，更是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使命。作为新时代的涉外律师，我们不仅是具体个案的代理人，应在实务中精通规则、善用工具，更是国家涉外法治建设的参与者和推动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将维护国家主权与发展利益作为履职尽责的出发点，在每一个跨境案件中展现中国律师的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

立于博弈潮头，以专业智慧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北京大学何其生教授介绍，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等举措对既有国际秩序的冲击以及在科技领域的领先，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唯一全球竞争对手，并借助实体清单、SDN清单等出口管制工具，不仅限制美国本土出口，还将管制延伸至再出口和转让，以及使用美国软件或技术生产的外国产品等。面对美国的单边制裁，我国已在国家层面构建起《反外国制裁法》《出口管制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法律体系，形成“反制裁、反干预、反制长臂管辖”的制度框架；企业层面则更应提升合规意识，建立跨部门合规管理体系。正如何教授所强调的，未来全球多个国家或将出台不同名义的经济安全相关法律，中资企业现在就要做好准备，不能等规则落地后再应对。鉴于当前客户已经可以免费获取公开法律条文，律师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解读现有法律，而是提前预判未来风险、提前帮客户做好预案。由此，我深刻理解，未来亦是涉外律师发挥价值的黄金时间窗口，涉外律师应从法律条文的适用者转变为商业风险的处理者，在地缘政治与规则变化的敏感地带为客户提供前瞻性判断，以专业能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精研仲裁实务，在程序与实体之间构筑专业高地。香港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是本次培训的重点内容之一，诉讼与仲裁的核心对比令人印象深刻。在实务层面，多位资深律师和仲裁专家的分享让我受益匪浅：比如多层级的争议解决条款虽然常见，但起草不严谨反而会引发新的管辖权争议，国际仲裁中对方常利用证据披露、程序环节拖延战术，必须提前做好证据梳理。香港大律师公会的分享还指出，鉴于冲突相关的商事争议大幅增长、竞争法与仲裁交叉领域快速发展、ESG对争议解决的影响日益加深，当前国际仲裁需要处理更复杂、更具地缘敏感性的争议。这些趋势提醒我，跨境仲裁需要将内地实践经验与普通法思维、国际规则深度对接，未来能够同时掌握普通法系仲裁规则与相关交叉法律、具备处理地缘敏感争议能力的律师，将拥有更大的竞争力。

驭智而非役于智，人机协同重塑律师的核心价值。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刘思达副院长的授课让我对AI与法律行业的关系有了更理性科学的认识。AI可以高效参与完成包括合同模板制作、批量案件处理等单一线性、高度标准化的工作，但律师的核心工作流仍遵循“诊断—推理—治疗”的思维流程。AI 不擅长面对未知，而擅长重构已知，因此，其仅可帮助完成推理环节。识别客户真实需求和输出适配方案属于复杂的非标准化任务，依赖于人际互动和经验判断，这类法律工作AI难以取代。目前，传统大律所的金字塔结构正在被AI重塑，很多合伙人团队仅需少量资深律师加一个会用AI的实习生即可完成基础工作，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亟待重构。行业内已形成关于AI属于辅助核查工具，不能替代人工审核的共识，但或应更进一步，继续出台明确的AI使用指引，谨守律师职业伦理，并坚持由人工做最终核验。面对AI热潮，对律师个人而言，并不需要刻意学习编程等底层技术，而应学会驾驭AI，把AI作为熟练的生产工具，聚焦提升其无法胜任的复杂问题处理能力。与其焦虑AI是否会取代律师职业，不如沉心思考如何让AI更好地成就律师行业，让律师更有效率地专注于复杂或更有创造性的工作。

本次培训让我更加坚定了以专业能力服务国家涉外法治建设，以务实精神回应企业出海的实际需求的决心，这是我们作为涉外律师的责任，也是未来持续努力的方向。